记者：现在国外有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怀疑，作为学者，你对此怎样看？

　　杨帆：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可以肯定国外经济学家的怀疑态度，但应针锋相对地纠正他们的数字错误，以更加准确的数字和事实，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作出实证性的科学判断。

　　记者：你的分析方法与国外学者有何不同？

　　杨帆：我更关注GDP统计指标中资源和环境的问题。“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宏观经济核算体系应该反映资源与环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投入和消耗。

　　记者：不仅中国没有把生态影响正式计入GDP，连欧美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杨帆：那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是：自然资源无限、无价格、环境污染无须治理。经济学上的“资源稀缺”，实际上是指人的时间稀缺，所谓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资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时间。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它把空气和水（即自然资源）称为“无限无价”。

　　当人类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并且产生能源危机以后，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因为这样就相当于取消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这说明资源稀缺假设，的确不是指自然资源，所以无须做大的修正；当自然资源真正变成稀缺的时候，不但不把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环境以后不得不花费的治理费用，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统计中扣掉，反而把它进一步加进去，造成虚假的经济增长。这是极为荒谬的，它告诉我们：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灾害吧再建设，只要能创造GDP.

　　记者：现在人们的认知程度怎样了，国际社会是否接受了生态环境对GDP的影响？

　　杨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把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核算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在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进步，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来源于过时的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

　　记者：在中国的情况如何？

　　杨帆：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960万平方公里家园，减去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彻底荒漠化国土（沙漠、戈壁）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国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约300余万平方公里，剩下近300万平方公里。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50年内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3倍；人均资源是1／2；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为3倍；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每年利用资源环境价值应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倍以上。

　　总计，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7.48万亿元，而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为：森林资源：4.76万亿元；淡水资源：3.81万亿元；土地资源：3.73万亿元；草原资源：1.54万亿元；自然灾害：2.24万亿元；环境污染：5.46万亿元；合计：21.54万亿元。生态成本超过GDP两倍多。即使我们扣掉许多项目，说生态损失相当于GDP，应当不算夸张。

　　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战略的时候了。必须进行全面总体性调整，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利益格局，把环境保护产业视为中国第一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