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保证

　　解决好就业问题，是我国今后几十年顺利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人口已超过13亿，而人口的绝对数还在不断增长，到2020年，人口规模将达到14—15亿，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平均要超过1000万。一方面，大量的新增劳动适龄人口需要寻找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每年大约有800—1000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调整步伐的逐步加快，城镇下岗失业的人数还将增加，他们都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要解决好就业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好9亿农村人口就业问题。按照传统的思维，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等，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但仔细一想，如果以城市化解决十几亿人的就业，则至少需要新建100个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比全世界现有特大城市的总和还多4倍，这显然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其实，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就业的最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关关停停，下岗失业不在少数，从未听说发生过什么大事；而大量的农民工，遇到经济不景气时也有大量失业，但也未发生过什么动荡，原因很简单，在家乡占有使用的土地是他们就业的最后屏障。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农村发展稳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稳住了农民就业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以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维持稳定的“家庭经营”，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手段，稳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已被国内外经验和教训所证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机械地学习美国大农场模式，地主把土地从租户手中收回，购买大型农业机械直接耕种，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农业甚至比工业更早地进入了现代化。

　　但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一下子都涌入城市，形成大批的城市无业游民，导致犯罪率剧增，并使大量资本外流，不但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倒退，还形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农民起义，严重影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反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二战之后，由于实行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稳定的农地制度，一方面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保护耕地和建设耕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又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当第二和第三产业需要时，农村劳动力就流入城市；当城市经济萧条时，这些劳动力还可以流回农村，从事稳定的农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最稳定的阶层。

　　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大多数人口最终在城市就业设立了非常好的缓冲地带，最大程度上降低了现代化可能带来的阵痛。为充分发挥“小农制”解决就业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如禁止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实行“农有农用”的农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