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清脆的铃声打破大山的沉默，一支马队在寂静的山路上缓行，嘹亮的号子伴着他们走向远方。在这条长达4000余公里的古道上，贩茶的马帮已经来往了1400多年，留下的一个个脚印诉说着茶马古道曾经的繁忙。

　　它从隋唐年间走来，掸去1400多年的尘土；它跨越川滇藏3个省区，在蜿蜒曲折的4000余公里道路上漫行。它是一条民间国际商贸大通道，也是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的见证者，它就是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在现任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中心主任木霁弘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等6人撰写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他们将这条没有名字的古道命名为茶马古道，而这6个人也被称为“茶马古道六君子”。

　　经济走廊

　　茶马古道兴起于唐宋，繁荣于明清，兴盛在民国，衰落于20世纪50年代。

　　四川文物局国保申报工作负责人贺晓东告诉记者：“按照官方的说法，茶马古道是汉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贯穿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滇川商人以马为运输工具，向西藏输入茶叶等物品，一直延伸至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古通道之一。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陈蔚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隋唐时期的中央政府就建立起了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主要是与藏民进行茶马互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等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则国家和政府所把持的边茶输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在川藏官道上开展的贸易却始终未曾中断。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公路干线的修筑，如今的川藏公路体系早就基本替代了过去川藏官道的茶马贸易功能，茶马古道被现代化的公路、铁路乃至航空线路所消解，进而最终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文化走廊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悠扬动人的《康定情歌》将人们带入一段边疆异域风情的世界。陈蔚告诉记者，因茶马古道的繁荣，出现了陕、川、滇、陇等地从事茶马贸易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迁入青藏高原地区居住，并与当地人融合的现象。

　　陈蔚介绍说，围绕着茶马古道，有藏、汉、回、纳西、彝、蒙、白、傈僳、德昂等多个民族。由于高山深涧的天然阻隔，古道上各民族聚居区对外交通极其不便，相对封闭性带来沿线传统文化的原生性和多样性。以茶马古道为主要交流桥梁，在长期的交往中，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更多的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最终形成沿线多元民族文化呈现相互尊重、相互交融但又并行不悖的文化长廊。

　　陈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康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佛教文明东传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茶马古道上，教徒与商人相伴而行，为这些区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其中，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各种民族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和相互影响形成茶马古道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旅游走廊

　　贺晓东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上不仅有古道，也有与茶马互市相关的茶号、桥梁、碑刻、牌坊等遗迹，涵盖的范围很广泛。近些年来，茶马古道渐渐凸显出旅游价值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重林在重走茶马古道后撰文写道：茶马古道上的虎跳峡落差高达三千多米；巍峨的高黎贡山、沧桑的博南古道曾经是汉谣中艰难的代名词，剑气风霜、荡气回肠并没有成为往事，而是铭刻那一路的石碑、石刻和摩崖之上，勒在无数人的心中。

　　贺晓东曾经走过四川段茶马古道。他告诉记者：“在那条道路上，沿途风光秀丽，历史遗迹散落期间，当年背夫休息使用地拐杖随处可见，由于长年累月的使用而打磨出岁月的印记，投射出历史的沧桑与厚重” .

　　据记者了解，从2012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各部门正在积极准备茶马古道的申请世界遗产保护工作。贺晓东告诉记者，茶马古道被评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相关部门会加大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工作，划定保护范围、制定规划编制，各项基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另外，芦山地震后，雅安段的茶马古道有些道路受损，目前四川省文物局正在积极制定修复方案。

　　陈蔚建议，茶马古道的保护工作以自然村落为依托，采用就地保护的方式进行原生态状况下“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注重文化传承，把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结合保护，兼顾开发与利用，不脱离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将其建设成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