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峻（下简称邬）：什么是事务所这些年的设计主导方向？

　　阿烁克·巴罗特拉（下简称阿）：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处方”。设计者不应将自己束缚在教条主义的框框内，而应对设计对象进行个案处理，具有充分的“弹性”。如果说有一个主导方向，那应该让多元的社会价值为我们领路，去创造一个诗意的多样化的生活环境。

　　邬：能介绍一下您的设计思想吗？

　　阿：我想先讲一个故事。一个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清晨，我从梦中醒来，坐在花园的躺椅上，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的一棵小树。这时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在翠绿的树叶上散布着一些晶莹的小露珠，它们慢慢地沿叶茎主干方向汇集，最终成为一粒大露珠向下滑去，树叶随着下垂……当大露珠完全脱离树叶投入大地的怀抱时，树叶猛地向天空弹起，往复运动，舒展并静止下来。这是一个多么平凡而又美妙的过程，力量、形态、位置都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着诗意的组合。

　　邬：就像苹果落地，常人习以为常，却引起牛顿对重力的思考。对树叶与露珠的观察引起了您对建筑与城市的思考，是吗？

　　阿：建筑师就应该以这种独特的眼光去体会多彩的世界，以独特、诗意去品味寻常，这就是我的设计哲学，因为正是平凡使得这个世界非凡。

　　邬：这似乎有些抽象，通常而言，您设计的出发点是形式还是功能？

　　阿：我的设计既不从形式出发，也不从功能出发。我的出发点是故事。每个城市里每天都充满了故事，城市与建筑是不同尺度的故事发生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更是流动的故事。城市和建筑不应该是住人的机器，而是发生故事的场所，是充满人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中的功能主义对人的情感层次有所忽略，人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人的五官感受——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都是设计灵感的重要源泉，通过介入五官感受可以丰富城市公共场所的品质。在武汉市南岸嘴景观规划中我们就提出了“五觉园”的理念。建筑师的创作既是逻辑的感性也是感性的逻辑。

　　邬：您是如何认识城市与建筑的？

　　阿：城市有许多层次，值得细细品味。人们在城市中居住和生活，这既是一种居家的体验，同时也是一种旅行的体验。旅行并不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它是体验城市的一个重要层次。为此我们在北京商务中心区的概念规划中提出了“旅行是快乐”的口号，通过风景链和“云游车”轻轨系统的插入，形成了独特的旅行风景线。

　　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形象的记忆也是一个重要的层次。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现有的城市结构和景观常常完全被新的城市设计所取代，这样便破坏了人们的回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和再利用现有的城市结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人文价值。我们在上海高桥镇和桂林龙泉新区的规划中分别设立了“回忆之城”和“回忆道”，保护现有的有特色的市镇和村落，保护人们内心的回忆。

　　另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孩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个多彩的世界呢？孩子们对城市的感受比成人更敏锐、更独特，而现在的城市规划中经常忽略了他们的独特感受。在桂林龙泉新区城市设计中我们就构思了“一个孩子的城市”的理念，为孩子们和成年人提供在城市中游览和探险的连续性城市场所。孩子们常常用故事来描述他们看到的新鲜世界，而建筑师不应只从形象出发，也可从故事出发。他写下故事，并为这些故事创造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建筑语言也是非建筑的语言。总之，我乐于发现一些通常被忽略、看似平凡的层次。

　　邬：那么，您创作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事务所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与文化冲突？

　　阿：我把创作过程归纳为文字（text）、文脉（context）与文趣（pretext）三个层面。文字涉及到设计任务和方案的文字概念；文脉涉及到城市的实体环境和文化历史；文趣涉及到设计者对城市和设计任务的个人理解和创作感受。在今天多元化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各种文化边界之间，建筑师应该是这些文化间的走私者（smugglers），应借助边界进行文化交流。

　　我们的事务所在荷兰。荷兰是个沿海的低地小国，人多地少，且大部分处于海平面之下。1 000多年以来，荷兰人通过围海、造地、通水、建城，解决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的问题。荷兰城市发展模式的重点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形成自然景观和城市结构的优化组合，通过创造性的规划设计提高绿化和水体在区域范围和城市范围内的比重。在荷兰海尔恩市和德国亚琛市之间的办公园区里，我们将办公建筑处理成半地下，使整个76 hm2的地表成为大片绿色公园。在佛尔堡市赛文德区规划中，我们将机动车干道与铁道线转入地下，在减少噪音及视觉污染的同时，赢得了宝贵的城市发展空间。在“海堡”城区规划中，我们注意保护了水这一宝贵的生态和景观资源，突出了其临水特征。

　　随着世界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恶化，如何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实现城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荷兰模式也许对世界有所启迪。在正在进行深化设计的上海市高桥镇规划中，我们得以尝试在中国的城镇发展中运用“荷兰模式”。在桂林市龙泉新区概念规划中我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设计了“隐园”、“延园”、“易园”、“波园”四个花园街区。在北京商务中心区规划中我们引入了绿化屋顶，其缓坡的剖面形态使屋顶与街道产生了三维的空间联系，丰富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层次。人性与生态应该是将来规划设计探索的重点。

　　邬：我注意到事务所的设计中您似乎偏爱一些数字与几何图形，圆是您的偏爱吗？

　　阿：不能这样讲。事务所的创作是非教条的、多元化的。如果说我对数字与几何图形比较敏感的话，可能因为我曾经是数学系大学生的缘故。我不偏爱圆，但圆是极神奇的符号。圆中任何一点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圆可以无限循环，这一切都是生活的写照。在卡腾布鲁克区规划中就有一个神奇的巨大的圆作为构图中心。在桂林市龙泉新区规划中我们受中国古代“匠人营国”理念启发，构思了一个矩形的“城中城”。数字也是神奇的，数学在古印度就被视为哲学。中国人不是也很偏好一些数字吗？在武汉市南岸嘴景观规划中我们根据中国古代“五行”哲学建构了五条走道；根据武汉“九省通衢”理念设计了九个观景台。桂林市龙泉新区概念规划中也提出“一个城市，九种景观”的概念。

　　邬：最后，能讲述一下您个人的故事吗？

　　阿：我1943年生于印度。数学家与电影导演是我儿时的梦想。由于成为一次学生运动的领袖，我被大学除名，被迫中止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学习。再度选择时，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新德里城内的建筑学院；一个是城外的电影学院。我喜欢城里的生活，最终选择了建筑学院。

　　邬：否则荷兰建筑界将失去一位大师。

　　阿：但印度电影界会多出一名导演。大学毕业后我到科威特Page and Broughton 事务所工作了1年，1967～1970年在巴黎 Shadrach Woods-Partners Candilis Josais Woods 事务所和 Anatole Kopp and Pierre Chazanoff 事务所工作。在巴黎我邂逅一位荷兰女士，结婚后，我们来到荷兰，1970年起在高柏伙伴事务所工作，1983年起担任总经理和总设计师至今。其间曾在德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书，带毕业设计。

　　邬：教书生涯对您从事职业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何影响？

　　阿：影响很大，我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现在我的事务所里也有来自近20个国家的雇员， 我们的业务遍布世界。这儿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