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化遗产保护会议上，陈志华先生谈起优秀的乡土建筑遭到破坏时情感大动，说“连文物贩子给我讲他所见到的毁坏情景，都在电话里哭啊！”与会人员品味出这番话所包含的苦涩……

　　陈志华对中国乡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独到看法和见解，源于他的严谨的治学和对基层社会观察体验的深度。他发出的那似乎总是个性鲜明的声音，会令人联想起陈先生独特的求知求真以及甘于寂寞“自我放逐”到学术边缘的人生经历……

　　陈志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两年后转入营建系梁思成先生门下，毕业后留在建筑系任教。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把视线放在了苏俄建筑科学和哲学领域，带课教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的一个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学习考察项目，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罗马、米兰、佛罗伦萨……他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详细考察，认真了解着国外同行保护建筑遗产的做法，以及支撑这些为了真实性而采取近乎严苛的方式方法背后的理念。国际公认的文物建筑保护理论形成于欧洲，陈志华认识到，固然中西建筑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过于强调特殊而随意超越理论的普遍原则，我们就会失去标准和方向，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文物建筑遗产保护的情况，陈先生痛切地感到：“我们近几十年的工作失误，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实践脱离理论！”

　　教了半辈子书的陈先生，自1989年便退而不休地开始上山下乡的人生新旅程。退休后选择回浙江老家的返乡之路，使他重新发现了中国乡土建筑的美，也寻到了民族文化的根。

　　陈志华和李秋香、楼庆西三位先生一起，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乡土建筑教研室。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大潮波涛涌动，建筑设计随之进入空前的繁荣期。而他们这个专业太偏冷了，在“淘金”的人潮流向城市之时，他们却选择了“上山下乡”。他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很深，蹦蹦车开不动，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有一回他们前面一辆车在路上扬起烟尘弥漫，忽然间路上烟尘没了，大家反而纳闷起来。待仔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去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他们经费拮据，下乡考察做调研，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土改工作队，吃住在老乡家里，十天半个月没有澡洗。一次陈先生正领着学生行走在田间，一个女生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陈先生慌忙过去搀扶，不想这位女生含泪说道，“我们千辛万苦考入清华大学，本想奔个好前程，没想到却选了这么个倒霉的专业……我想转走”。陈先生轻叹一声，他没有一点恼怒。他心里明白，没有自甘寂寞的恪守，是很难不在名利前途面前动摇的……

　　真正令陈志华痛心的，是他亲眼看着那些饱含着大量人文历史文化信息和珍贵建筑艺术价值的原生态村落，就在眼皮底下被毁。乡土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太少了，这点人手面对广大乡村，来不及做一份文本记录，这些在长期农耕文明下凝结的东方灿烂建筑艺术之花，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方上一些官员，不懂得尊重古村镇中的文化内涵，动辄“打造”、“开发”，实则对古村镇造成不小破坏。因此，重要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提升文物保护理念，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真实的价值。陈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的邀请，在那里给各级官员们上课——“农村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个大富矿。而乡土建筑恰是农村文化的容器……”

　　陈先生他们就这样清贫寂寞地沉在乡下20年，完成了一座座原生态村落的记录。《诸葛村》、《新叶村》、《俞源村》、《流坑村》……一部部有如人文历史百科书般的著作次第出版，那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乡土村落中私塾、家塾、义塾、书院、文馆、文峰塔、文昌阁、奎星楼、学田仓、焚吊炉、惜字亭、聚贤馆、进士坊、状元楼等逐渐为人所知。这是一部现代人很少领略到的中国文明史。

　　“你从清华北边这个校门进去，走不远见没见到路西边花圃处有一排平房？”陈志华认真地盯住我问，“那就是我和梁思成先生初次见面交谈的地方，就是那次谈话我便决定从社会学系转到建筑系的。” 六十甲子，人去物非，陈志华先生脑海中所浮现的那件往事格外清晰。正是那次的选择，决定了他追求真实价值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