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筑大师彭培根说：“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才是最美的建筑”

　　（导语）70年代彭培根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从不参加政治活动因此，81年他突然宣布要回祖国工作时，那些常常见报的“左派学生”掉了眼镜地给彭送行。他对这些友人开玩笑说：“你们接着吃牛排喊马列吧。我要去实践齐克果的“破冰”了”。

　　（注：丹麦哲人齐克果一句名言：人生的意义好比寻找冬天在冰封湖底的明珠，无论能否找到那颗珍珠，破冰投身到湖里的那一片刻，就是人生意义的开始）。

　　批判垃圾建筑折射学者本色

　　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奥运会主体育馆，这些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极端怪异的建筑物, 都是彭培根和很多知名建筑大师和学者坚决反对的。记者问彭先生，为什么如此反对这类的建筑？他说：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鲁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的一阵狂风，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追求美观”(后来变成了中央对城市建设的文件的基本原则)。大家要知道: 20多年来，西方国家已经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建筑，其实这就是中国艺术哲学里的：“大音希声”和“大美无形”的理念”。请大家不要忘记 — 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不能穿来上班啊！；我们这些建筑师和学者对那些建筑设计进行反对，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更不是文化之争，而实际是科学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更无视于UIA(国际建协)过去二十多年来，五次大会宣言的大声疾呼（注：呼吁发展中的国家，要尽力保持他们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即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 “我们反对这些设计，是因为“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选设计不能单纯追求视觉刺激，語不惊人死不休，以为另类、新穎就是美。这些所谓的'新建筑’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设计理念上来说，都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而且有安全上的隐患，它们严重地违背了中央对基本建设要求的原则、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并且影响了中国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和传统的人文景观”。这些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要设计这类“时装表演”的建筑，是绝对“没门”的；因为这种设计同不过在“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所以，有位得到了几十个亿造价（后来再追加近一倍）大楼设计权的欧洲建筑师，在喝的半醉的情况下，得意忘形地说到：“在中国拿一栋这种天才设计的大楼，要比栽棵葱还容易。在欧美国家是Impossible! 的.” （注：当然这种设计绝不可能通可持续性和能源审查）

　　彭培根还说：“中国有很多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体育建筑大师马国馨就是其中一位，还有王小东、关肇邺、程泰宁、陈世民、崔彤和崔恺等等。只是我们给中国人自己的机会太少了。中国人培养了自己的卫星和飞弹的科学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可以昂首自豪地和任何国家平起平坐。为什么在建筑设计上就要迷信个别的外国建筑师？”

　　积极建言献策，拳拳报国之心

　　彭培根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但他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恐怕比大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多，而且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都被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所采纳或重视，同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1998年国务院6个部委联合颁布了汽车十年强制报废的规定，彭教授知道此事后，向《新华社》的内参投稿，了一篇，反对强制报废的规定。理由是，这个规定违反科学规律，违反国际可持续发展原则，没有考虑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严重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益。后来，他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汽车十年强制报废的规定果然被废止或调整。1999年彭培根的一篇《从环境心理学来改革和发展出租车的形象，（在“流动的环境和市容”中，发挥大的作用）》刊载在全国很多的媒体上，99-03年，重庆、西安、武汉等十多个城市，都借鉴了彭教授的建议，出租车基本都改成了绿色、蓝色或冷黄为主的冷色系统。2002年8月26日就北京出租车的颜色问题，彭教授写信给北京市政府有关副市长，他指出北京的出租车绝大部分是红色，有很多的缺点：夏天容易使环境显得火辣烦躁。他建议北京可以借鉴昆明、贵阳、大连的经验。上海的出租车用冷色系统再加较多的金属粉。这样看起来既淡雅、而且都很“漂亮”。这个建议见报后，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落实，北京市政府的为此还举办“北京市出租车形象设计竞赛”，彭教授还被推选为评委会副主任。

　　除此而外，他建议奥运主会场应选在永定门以南，借此来平衡一下北京市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他向有关方面写信，从加速沿北京五环路的发展的经济效益的角度，建议北京五环路免费等等。曾经有一名大学教师这样写道：“中国现今社会需要像彭先生这样的勇于直面人生的真正爱国和敬业的读书人。”

　　彭培根坦言，“以言报国”和“科技报国”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他回到祖国就是要为同胞服务和报效祖国的初衷，让他不得不经常从国家和百姓利益的角度来提建议。原建设部设计院院长刘洵蕃这样评价他：“他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仗义耿直的作风和性格......从他的发言中我感到一种刚直不阿的正气。”

　　投身教育事业，二十年如一日

　　除了批判那些垃圾建筑，向政府建言献策，彭先生更是一位受学生爱戴和业内人士尊敬的老师，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已达23年之久。除了教建筑设计以外，从1990年起，他还开了一门高年级选修课《理性建筑》，全部用英文讲授。他说，开设这一课程，目的就是要把这非常感性的学科尽量融入些理性的成分和实践。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惟一用英语开设的理论课。同时，他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个（15年前开始）在每学期末要学生给老师在六大项（每项A、B、C、D四个等级）不记名打分数的教师。每年学生打好分数后，教务科盖了章交给他存档，他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在以身作则和爱国主义这一条上，每年得分几乎都是在95分以上。

　　彭培根认为，建筑师在西方社会传统中，一直都是推进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在欧美国家的思潮运动、都是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轮流坐庄，而唯独后现代主义，是建筑师做了文化先驱者。绘画、音乐和文学等随后才跟进。建筑师是被社会承认的城市面貌和灵魂的塑造者，也是最具象的文化工程师。但是，不要忘了：文化带头人带错了路，那就会给城市面貌和文化带来灾难。

　　他强调大音希声，大美无言，一流的创作一定要有原创风格。“很多艺术家都是把中国文化中最原始、最地道的东西与现代的西方文明扣其两端而精揉之，这样的设计才会有生命力。例如，香港和北京的中国银行，尽管视觉上没有那么刺激和另类，它仍然是长安街上最大气的楼。上海金贸大厦，中科院图书馆，香山饭店、崇文门的新世界中心（？）以及西长安街的电力调度中心等，既融合了现代文明，又相当成功地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神韵。他还说广安门大街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条有了城市设计之后，才进行建筑设计的城市建设。可见，给予时日，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是可以与国际健康地并轨的，而不是永远会穿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

　　建造广寓万间，情系农民兄弟

　　1985年，彭先生发起并与多名中外著名专家合作，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该事务所是在中国宣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成立的第一个民办的，中外合资的建筑事务所。20年来，“大地”共为中国设计过2000多个建筑或规划工程项目，其中有20多个重大工程。从北京的中旅大厦、德航燕莎中心(与德国建筑师合作)、北京MALL购物中心到深圳的鲸山别墅、华侨城；从厦门的整体规划到新近完成的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详细规划与部分重要建筑的设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地”在1986年创办了“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在1987年经建设部批准为“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到2002年为止，大地一共向“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捐献了209万元人民币。聘用农村建筑专家做了73个项目。并且通过《村镇建设》杂志（约有20万农民读者）的专栏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大地”还用函授的方法，通过发行电视录像带，教这些农村建筑师们如何安全兴建公共性的建筑。

　　当记者问彭先生，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什么样的建筑最完美？彭先生谦虚地笑了，他说，我满意的作品应该是我的家，因为他没有被业主（他太太）或领导改过。至于什么样的建筑最完美，他拿出一张贵州农民自己建筑的房子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小丘陵地的山头，下面是几十圈的梯田，山头是一片被树木围起来的平地，上面是一个泥墙灰瓦的四合院。他说，这家人是大自然的宠儿，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世外桃源的生态建筑。他说：“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才是最美的建筑”

<<北京科技报》记者：张星海